这是我童年的港湾，留下我斑斑点点的记忆。
记忆中，它是一条不起眼的街。沿着翠江河边逆流而上，路是鹅卵石砌的，鹅卵石路成了这小县城特有风景线，碗大的鹅卵石，忽凹忽凸，沟沟坎坎的石缝，密密麻麻，纵横交错。夜深时刻，躺在床上经常会听到夜行人踏在鹅卵石上的咔哒声音，回荡在街头巷尾。路不是很宽，两边的民房多是木头结构，木色均是成淡黑色的，偶尔一二栋成淡黄色的，算是有钱人家的，还有些是土木结构，四周都是用黄土垒起来的，只有楼板是木头，外面没有任何装饰，黄土赤裸裸地暴露无余，街以小巷为界，将民房切成方块，有些方块的房屋一间挨一间往一个方向倾斜，虽然角度有大有小，却是互相支撑着，最尾的那栋成了那么多房的顶梁柱，看它承受那么大的负荷而无怨无悔。瓦是灰色的，鱼鳞片似的屋瓦，层层叠叠，高高底底，傍晚饮烟升起的时间，整个屋顶都蒙上一层淡淡的烟雾，屋檐下的燕子此时多已飞向田野吸收新鲜空气了。在邻里眼里，我家的房子算是气派哆，淡黄的颜色，出众的高度，明亮的光线，舒适宽畅。即管凹凸的地板，从厅、过道、厨房到后坪，梯田样的走高；杂乱的楼板，正厅虽完好舖盖，侧房则东拼西凑临时用旧木板堆放，连人都不敢踏上去，这些对于他们来说好象都是次要的。反正表面已经足够让它们羡慕了。
春天的清晨。天刚蒙亮，屋檐的燕子早已飞上电线、树枝上欢雀笑语，各家各户早已趟开的屋门，主妇们淘米的，搞卫生的，聊天的，叽叽喳喳；街头上，挑菜的，出早工的，赶着上班的，赶墟的，推着、挑着、赶着，匆匆忙忙，你来我往，好不热闹，我当然是懒睡虫，这晨景只能耳闻无法目睹。离我不远的豆腐店，更是让人吵得难以睡觉，下半夜开始便不断地传来磨豆子的声音，“嘎吱、嘎吱……”没有到凌晨是不会中断的，反正已经习惯了。当我们起床后，他的豆腐肯定是上架了，甚至还可以提供豆浆之类。
夏夜另有一番风味。辛苦一天的大人都要会自带一把芭蕉扇，在街头巷尾，三五成群坐下来侃侃家常，一手挥动着扇子驱赶蚊子或驱热，或听或叨着自己的所闻所见想。文水门口每天晚上是最热闹的，一来他是个生产队长，村民喜欢套近乎，二来东根是万事通，每天总是准时来吹牛，引来不少的追随者。没有到子夜人是不会散的。小时候我就极羡慕进入这个圈子，但因凳子不够坐而被大人叫让坐走开，轮不上坐。
难忘的是小时候那一场洪水。连续一天的暴雨下个不停，因为停电各家晚餐已经提前结束，各家各户的蜡烛光很微弱地送上街面，忽明忽暗。我家此时已经围坐炕头，静静的，有人喊“洪水上街了……”因为顽皮，我举起腊烛走向街头，其实水已经到我家门口不到十米地方，还一个劲的向上涌，地底下也冒水；水已经到门口了，水已经进家了，马上就淹过小腿，左右邻里地势比我家底，又没有二楼，纷纷向我家“移民”，一下子我家就挤了二十几个人，全部堆挤在二楼。从二窗户看去，不时有些漂浮物流过门口，福老救出孩子后，还“摸水过河”式往家去救老婆，水已经淹至了他的胸，他还一直往深处走，“不敢回去了，”有邻居劝着他，他根本不听。风吹灭了烛光，视野中一片漆黑，除了偶尔一二道闪电能够有点光亮外，就什么也看不到了。雨是停了，可水却直往上涨，“哗啦，哗啦，哗啦”，土墙的房子终于经不住洪水的浸蚀开始崩塌了，每一阵哗啦来传来是撕人心肺哭声、呼叫声。原来不想撤的也撤了，原来不想走的也走了，一条街静悄悄的，好象只有我们这家还有点声音，也开始为生感到担忧了。有人提出要撤，到草东庙的山坡上更安全些。还好在场的有木匠，二楼又有不少的旧木头，很快就钉成了一个木排，开始大转移了，三四个人一批，沿着后门的高坡地，漫漫地转移了，那时我还小，享受了照顾，被第一批送出来了。来到草东庙已经有很多人半躺，半坐，个个都象打的败战一样消沉，可以是后半夜了，我疲惫地靠在一个角落迷迷糊糊地闭上了眼睛。第二天洪水退潮回家，一路上，是惨不睹，视线里是乱七八糟，听觉中是哭泣声，问候声，安慰声。因为河道窄，路面底，洪水是年年有，但是像这么印象深的就没有了，必竟吃一堑长一智，再也没有建土木房了，也再没有塌房发生了。
高中毕业后，我带着书生的乳味回乡来到这里，与邻里距离拉近了许多，个子不高，体力不是很好，队长派工时多少照顾我，还告诉我土改时父亲为了贪田，主动打报告让家属居转农，当了农不像农，居不是居的全队多年超支大户。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我每天列行公事“出工”。那时是大集体，每天上午由要由生产队长安排任务，一年四季或耕田、或割稻、或耘田……全由队长说了算，队长是个权威人物，手上握有人事调配权。每天早饭后，我们就坐在队长门口，等他派工。其实队员出工都很迟，队里是一天工作按三个时间段安排，早工、上午工和下午工，如果是农忙还要加夜班。等正劳力早工回来时，太阳已经老了，还要来这边集中，吸口烟，然后才动工。双抢时候最是热闹，队里统一伙食，各家各户都带着餐钵到队食堂去领饭，食堂一开，开饭也统一了，出工也准时多了，队长门口不要你等他，他等你了，农忙季节人脚也稀少得多，抗台风夜抢收抢种时，有许多机关干部会下来支援，队里要给他们煮点心，我们也就经常沾光。
那时候猪肉供应居民是凭票，农民自给自足，每年宰猪才一二回，每家宰了猪，队会计就会按猪肉净重除全队人口，各家各户排队来取肉，分些回家享用，猪肉肥肥的，味道是淡淡的，只有放些盐巴，我们连舌都没过就进喉了，实在是猪肉吃得太少了。我家还有一位居民父亲，肉票可以半年一次全家加餐。
一晃二年过去了，我也就经常东借借，西帮帮，有时去大队帮助写标语，有时去公社帮助出板报，真正在队里从事农活时间也就少了，坐在文水家门口的机会也少。后来公社说我文笔不错，就被借走了。此一走就成为永远。
现在虽然我离它依然不会远，双亲还是经常回去看看。我总觉得找不到原来的影子了，河道宽了许多，已经好多年没有见到洪水上街了；路是水泥，去过木头房子已经看不到了，文水不在了，门口也没有人坐了。但那昔日薛家坊的影子依然记在脑海，入骨三分。也许是孩童时代的记忆是永远的吧！
二00九年二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