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开始深入研究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转眼间三年过去了，在为之做了一些有益事情后，我没有丝毫的轻松，感受到的仍然是留守儿童问题的严重性和那些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深刻危机——长时间远离父母的孩子们，不可替代的亲情缺失，在他们心灵深处积聚着孤独和脆弱，吞噬着他们柔和美好的性情；不可替代的呵护的缺失，在他们的健康甚至生命的日历上凝聚着风霜雪雨，扩大着他们长大成人的风险；不可替代的父母教育的缺失，在他们成才的道路上裂开一道沟壑，增加着他们迈向未来的艰难……
近几年来，我们的社会和政府在关注着他们，也确实为孩子们做了不少的事情。然而，在他们偶尔感受到一片爱的阳光的背后，我看到是仍然是他们在黑夜里孤苦思念的眼泪；在红头文件指引下采取一系列权宜措施的背后，我看到的仍然是这些孩子在情感、安全和教育上的残缺；在鲜花、掌声和赞美（许多自立自强的“优秀留守儿童”受到各级表彰）的背后，我也看到了令人担忧的消沉、堕落、散漫、放纵和罪恶（相当一部分留守的孩子变成“问题儿童”、“问题少年”）！
没有谁敢忽视以千万计的儿童群体的问题，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一问题，绝非在于发几个治标的文件，大轰大嗡地搞几个活动。我们需要从制度的设计上着手研究解决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要从制度上、从法律上保证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受到平等待遇的权利！
在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劳动力的市场配置模式，将大量的谋生的农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虽揣着“淘金”梦但客观上仍然是在谋取生存的基本条件——推向了廉价的劳动力市场，推向了并没有受到富于尊严对待的“流动人口”行列！当这些劳动者为现代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付出极大的艰辛之后，他们得到的却是不公平的对待。
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几千年来第一次出现的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农民，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他们与生俱来的身份。于是，为了将他们和那些还守着土地的农民相区别，有人给了他们一些标志着不可改变身份的新称谓：“农民工”、“外来打工仔”、“外来打工妹”、“流动人口”——他们虽然成了工厂的工人，但他们是“农民工”！他们虽然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贡献着青春和智慧，但他们是外地来的，是永远也不能与城市市民同语的“外来打工仔”、“外来打工妹”和“流动人口”！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在远离家乡的城市得不到应有的尊严？只有一个答案：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从事经济活动，却不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享受国民的平等对待权利，他们的家人、孩子因此无法与他们团聚并享有和城市的孩子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其它相关权利！如果他们，也就是留守儿童的父母有一天能够和城市居民一样受到平等对待和富于尊严的对待，还会有留守儿童的孤苦和成长的危机吗？还会有那么多的骨肉分离的家庭悲剧吗？
留守儿童问题，我心中深深的痛……
我想用法学家朱征夫博士在《公民的权利》的序言中的一段论述作为我的短文的结语：
“在浩瀚的宇宙之中，地球可能并不重要，在历史的长河里，个人的命运可能微不足道。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丝毫不能减损个人权利的重要性。因为在权利的背后，是法治；在法治的背后，是人类对公平和正义的艰难探索，是人类不因自身的渺小和脆弱而甘于自我堕落和毁灭、反而致力于自身繁荣和进步的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