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春水向东流”,曹娥江欢腾着穿过古老的百官逶迤北淌，给两岸平添了几许美景。曹娥江流淌着古老的百官繁荣与沧桑，寄托了上虞几代人的希望与梦想。江南水乡千年古镇的百官曾经走出了一位历史上最大的官,他就是民国时期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外交上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黄郛。黄郛,是蒋介石的义兄,1880年出生于上虞百官镇，1936年12月6日病死在上海。原名绍麟，字膺白。在他短短的五十七年生涯里,参与了民国肇兴、军阀纷争、中日交涉的很多重大事件。这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一生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对他的评价,国共两党之间,官方和民间都迥然不同。黄郛死后,国民党政府曾经先后在1936年和1945年两次给予特别表彰,褒词上是这么说的：“智虑忠纯,文武兼资,致身革命,卓著勋劳……不避险阻,力任艰难,隐忍求全,用纾祸变,心孤事苦,尤人所难。”这样的评价在民国的政坛人物中,已是非常高了。
黄郛幼年随父亲从百官离开家乡寓居杭州。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春考入浙江武备学堂，一年后,受清廷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次年转入了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学习,1910年毕业回国。在日本期间,黄郛加入了同盟会,此时蒋介石也正好在东京振武学校读书，他们是前后期校友，并一同创办反清杂志《武学》。还与蒋介石、张群、李烈钧等二十五人组织了“丈夫团”,大家推举黄郛为“丈夫团”团长。“丈夫团”是紧接同盟会而成立的组织，砥砺意志,排满抗清。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辛亥革命后各省的都督或军政首长。回国后黄郛在清廷军谘府二厅、筹办军事官报局任职。
1911年辛亥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全中国。先后有江西、山西、云南、浙江、贵州、广西、福建、广东等省宣布独立。紧接着武昌起义,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使反动的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陈其美是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也是光复上海，宣布上海独立的主要人物。武昌起义后，黄郛从北京赶回上海,与蒋介石聚首上海，参加攻占制造局、光复上海的战役。陈其美出任上海军政府都督,黄郛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后改为陆军第二十三师),参与策应光复杭州与攻克金陵之役,为国民政府临时奠都南京立下汗马功劳。当时蒋介石任沪军第2师第5团团长，黄郛与陈其美、蒋介石结拜金兰成为正式义兄。他们三人中，陈其美比蒋介石大10岁居长；黄郛比蒋介石大8岁居次；蒋介石居三。而且还有一约，即：“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蒋介石还将此誓言刻在两柄宝剑上，分送给二位盟兄。民国成后,1912年1月黄郛任南京临时政府兵站总监，次年改任江苏都督府参谋长。为了响应政府裁减地方军队号召,率先主动解散其所辖陆军第二十三师。
民国二年(1913年)7月“宋教仁案”发生后,黄郛随孙中山、陈其美在上海参加反袁起义失败后，遭袁世凯政府通缉,被通缉的还有黄兴、陈其美等人。通缉令明文“不论生死,一体给赏”。黄郛因此逃亡日本，这期间黄郛与陈其美，在组织中华革命党军问题上产生了分歧。黄郛对形势估计十分悲观，劝陈其美放弃反袁活动，陈其美不听其劝，断然拒绝。黄郛就离开日本，出走新加坡。经南洋后赴美国。在美国时还被聘为北洋政府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顾问。在这段时间写成了《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战后之世界》两本重要著作。
1915年底护国战争开始，黄郛由美国返回国内寓居天津，在上海参与谋划浙江反袁军事。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黄郛于1923年2月署理张绍曾内阁外交总长,9月出任高凌尉内阁的教育总长,并在北京大学讲授军制学和北师大讲授世界政治地理。1924年9月，出任颜惠庆内阁教育总长。1924年10月黄郛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曹锟下野后，被任命为代理内阁总理,11月3日始黄郛又以代总理摄行总统职权。11月24日段祺瑞复出，黄郛被迫辞职，重返天津。从民国成立到北伐前的十数年间,北洋政府的政坛人事更迭如走马,黄郛所担任的职务也频繁变更,在位的时间都很短。尽管如此,黄郛在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中,参与驱逐逊帝溥仪出宫,将紫禁城建为故宫博物院；照会日本政府取消1915年中日签署的“二十一条”等政治生涯中,还是有许多可圈可点之作。
1926年11月，蒋介石派张群到天津邀请黄郛南下去上海。1927年国民党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事变,黄郛参与了其中“清党”的谋划。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黄郛出任上海市特别市市长,筹备了按现代文官体系下“多级总揽制”的分层分职、各负全责的现代城市组织架构。他在这个职位上只呆了短短的几个月,便发生了武汉“七.一五”事变，蒋介石被逼下野，黄郛也随同辞职了。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黄郛被推荐为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在任上,发表了对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废除以往与各国签订的不平条约等对外交往“六大原则”。尽管依照中国当时的国力,这些原则只是纸上谈兵,实施起来几无可能,但能有勇气发表这样的宣言,也属不易。
1927年北伐期间,发生在南京外国使馆遭受散兵和暴徒袭击的“宁案”,以及随之而来的是日本人在1928年5月，日军炮轰济南，制造了“五.卅惨案”，史上称“济南惨案”。“济南惨案”是日本少壮军人发动的旨在保护日本在华北的利益而针对北伐军的挑衅。日军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济南,进攻中国军队,杀害国民政府驻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官员。重炮轰城,中国军民死伤达万计。当时的军事情形是蒋介石为了北伐的需要,只想与日本人妥协,他又不愿担当“亲日和议”的骂名,一切谈判,都由黄郛出面。黄郛多次急电日本外务大臣提出严重抗议,并致电国联寻求帮助,但投鼠忌器,对济案处理的立场无法强硬。国人对黄郛外交交涉不力强烈不满,将外交政策的失败全归结到黄郛的身上。黄郛最后不得不电呈国民政府引咎辞职。“济南惨案”后来由继任的外交总长王正廷以十分屈辱的条件,和日本人达成了“和解”的协议。济南惨案”后也使黄郛的政治活动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黄郛从此深陷了对日外交湍急的漩涡。
黄郛辞去外交总长后,和夫人在莫干山息影了五年时间,埋头读书,经营莫干山小学和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