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报，惊闻中国教育家孙起孟于2010年3月2日逝世，感慨不已。中国的饱学之士正在日渐离我们远去，这是不争的事实。他们的离开的步伐，太快，太快，以致一条类似东非裂谷带的距离横亘在文学之道上。江上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终成古话。导弹之父钱学森临终憾言：中国创新型人才太少，高顶科技发明和其他国家相比逊色多了。中国的教育，似乎陷入了一种固定为分数而战应试模式。大学以前的学校教育，基本为了高考而准备。中国的高考制度严重限制了人的新思路，大学的社会化进程消耗了学生的大量精力，无法全心顾及难得的文化学习。
潮水退去，只是为了涨潮的辉煌。而大学问家的离去，却成为民族之大悲。悲前人之亡，哀后世之堕。
中国文化的精粹，博众家之所长，扬名族之大义。古老文化沉淀着雄伟的紫禁城，宏伟的长城，柔情的西湖等。诗经为现代人再一次揭开神秘的面纱时，却显得苍白无力。章祖安曾说：钱钟书是我国最后逝世的一位国学大学，自此以后已经不可能再有文学大师，因为时代不同，年轻人已经失去“沉潜”二字，国家原典也太厚重了。钱钟书，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卓越成绩，高明见识，他是一个全才，既是一名大学者，又是一名大作家。他以学问之广博、思维的深刻、反应的敏捷、悟性之高、记忆力之强，令人叹为观止。
当我们把国学大师摆在世界文豪之列作比较时，显得信心膨胀。无可厚非，中国地大物博，人道精神享誉全球。然而中国本土却从来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我们恃着“国学大师”们为荣的时候，我们却挨着大学的门槛数着明天的柴米油盐。新力军“沉”的时间给了家庭，“潜”的耐心却扔给繁华市贿。
一位真正的国学大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何谓“国学大师”？章祖安对“国学大师”的标准做了清楚完整的概括，他在一篇名为《再说慎言国学大师》的文章中说：“国学的根基是小学、章句之学，因此，所谓‘国学大师’必须以博通、精研先秦时代的原典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列出三个条件：一、在其中某一领域有原创性成果。二、精通小学，古文辞（各体式）、古体诗、近体诗词都能自由挥洒，出色当行。如果是20世纪的国学大师，还必须加上条件三：能汲取外来之学说，而不忘民族之本位，中西兼通，而又以传统文化为其治学指归。”
被称为国学大师的文豪，沉潜数载，终得学富五车。汲取外来之学说，不忘民族之本，中西兼通。试问中国的学者是站在什么地方看宽阔的海洋。溺水三千，只取一瓢，似乎太不真实。中国的学者，精通本国的语言，但是外语权当门外汉。本国文化似懂非懂，交流时含糊不清，学科分科太细，思维的综合成了一支单竹竿，无法枝繁叶茂。
心开始了反省，思维走的却是单轨的火车道。
没有人甘心停留在寂寞的隧道雕琢古老的翡翠，如此的环境，“国学大师”更是从何谈起。中国已经成立了六十年，中国的大师却没有了接班人。
在商业化、世俗化、虚假化、功利化、浮躁化的社会中，教师自身的道德修养缺陷，学生急于追逐生存，学术价值的不屑沉淀了无数的“人才”。当今文坛，功力蒙蔽了短浅的目光，积累知识让贤于培养能力，学士为了堆砌金碧辉煌舒适的房子，快捷的车子。宫阙万间都作了土的时候，回转身，万古枯，风依旧淡，水依旧清，灵魂载着空壳，艰难起飞。
肤浅的言辞，经不起世人的考验。
当季羡林被评为“2007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时，当记者为他送去奖杯和鲜花时，他颤抖的声音发出“受之有愧，受之有愧啊！”此乃大师级的人生。再审视中国后辈人才，面对金钱和绿卡，他们携妻带儿，远渡重洋，抛弃苦苦栽培成长的祖国。二元权利结构的失衡，天平倒向了现实的一方，永远沉降下去。
中国的学者，距离大师的距离，用光年计算也不为过。只可惜，精神投错了臭皮囊。
当一位大师逝世，留下的只有无尽的遗憾。当有人说，听到一位经济学家之亡，他们会异常兴奋，因为他们的竞争对手少了，就业之途又多了空缺。但是我们希望大师们可以像神龟一样长寿，这样，我们民族的遗憾事才会减少。社会的综合性才会像一张网，网络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