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下午，龙先生打电话约我到黄河绿化带散步。我跟龙先生有过一面之缘，并无深交。两个大男人，不请喝酒却邀请散步，到底啥意思啊？
龙先生一见我，就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就说他自己发了一笔小财——在旺旺家缘买了一套房十个月内增值二十万。接着，龙先生就说他最近跟某书记、某主席、某部长都“有划子”了。
我心下嘀咕：龙先生找我，不会就为了宣布这些消息吧？
果然，龙先生严肃地瞥我一眼，切入了正题：“保国啊，你要注意哦！”
我望望天，秋高气爽；看看地，路面平坦；瞅瞅四周，林木葱茏。我说：“没啥需要注意的啊！”
龙先生停下脚步，说：“有人说你是淮安反动作家！”
“谁说的？”我心里一惊：那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某，外交部发言人不过称其为“罪犯”，也没说是“反动作家”啊！是谁，会用文革语言来界定我呢？
“市领导。”龙先生说完，静静察看我的反应。
“为啥这么说呢？”我的脸上依旧风淡云轻。
“市领导说你写的杂文，会日撅人。”龙先生说。
我释然一笑：“那是对我的褒奖呢！”
龙先生见我不以为意，急了，说：“保国啊，上次你就因为言论过激，杂文专栏被封，现在你不会想把饭碗玩掉？”
“有那么严重吗？”我笑道，“我的言论不过激，是某些领导反应过激了。”
龙先生所说的“杂文专栏”，是我在淮安电视报“民声”版开的“绵里针”。其实，专栏被封，并非因为言辞“过激”。说起来，也就是“日撅”一下领导而已。
直接导致专栏“被封”的文章，是一篇杂文，题为《关于开展“三好官员”评选活动的通知》。（文中的“三好”，是指“不骂人、不打人、不杀人”。）
据说，某官员读了该文，直接打电话给市委宣传部，问“是否真有这个活动”，问“这么大的活动，为什么让一个叫‘张保国’的个人来发布”。宣传部某领导找来那篇文章一看，说“狗日的张保国，乱发什么通知啊！”，立即打电话通知广电总台“禁发张保国的文章”。
我的所有杂文里，日撅的矛头，从来都没有指向咱淮安。当然，我瞄准的是一群狼，无意中伤到狼群里的几只狈，这种情况也应该有的。
难道日撅一下“市领导”，就是“反动作家”了？
百度里有“反动”的词条：在马克思社会主义中，主要指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和行为。我以为，今天的“无产阶级”，应该是“人民大众”，或曰“普通老百姓“。
那么，我真的“反对”普通老百姓了吗？
前天，一个在市区开店的老板，电话约我送一本小说集给他。我到了之后，坐在老板店里打毛线的一个中年妇女，看到小说集封面上的“张保国”，惊讶地问我：“你，是不是电视报上那个，那个写文章的‘保国’啊？”我笑着点点头。打毛线女人随即扔下手中的活计，快速翻了翻书，抬头说道：“哎呀，我跟你讲啊，你那个杂文，我们家老公可喜欢看了！”我问：“你家老公是做啥的？”打毛线女人说：“普通老百姓啊！现在你不写了，他也不买电视报了！”我对店老板歉意地笑道：“这本书，让我先送她老公吧？”问了女人老公姓名，我取笔签了名，把书递给她。女人连声道谢，拿了毛线和书，欢天喜地跑了出去。
还有更多喜欢我杂文的“普通老百姓”，我在《“民声”不会喑哑》一文里已经写过了。
从这点看，我的文章绝对不“反动”。
为啥“普通老百姓”喜欢我的文字呢？我不知道。但是，他们肯定不是因为仇视领导，才希望我日撅他们一下。因为，中国的大小领导，都应该是为老百姓服务的。
上个星期，人民日报主办的《网络舆情》杂志，选登了我的杂文《官场忧郁症》。该杂志服务的对象，是司局级（今年降至县处级）以上领导。领导们看了，会不会像淮安的“市领导”一样，认为我是“反动作家”呢？
即便是在淮安，即便是“市领导”，对于“日撅人”的文章，看法也有不同。几天前在一次酒宴上，一位看过我杂文的检察官领导，称我是“反腐作家”，说我的文章是“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与“日撅人”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指向群体现象，后者针对个人行为。
叫我咋说好呢！都是“市领导”，胸怀和目光，差别咋就这么大呐？
我这个杂文写手，在腐败官员的眼里是“反动”的，在监察官员的眼里是“反腐”的。想一想，也太正常了。
于是，我跟着龙先生到了洪泽老鱼馆，一醉方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