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把吃人肉理解为小时候淘气做错了事，被父母一阵痛打或者被老师打手板，那么你错了，如果你因此而把我想象成吃人恶魔，那么你更是大错特错了。我常常对朋友讲，我真的吃过人肉，他们先是唏嘘，接着面露狐色，继而在我的背后指指戳戳，好像我是一个不可理喻的恶人，一段时间竟有人怀疑我神经出了差错。
然而，我的童年是在那个大多数中国人面呈菜色饿得半死，却高蹈着激情与疯狂的年代。我常常自卑，如果不是饥饿，如果能够多吃一点点，或许可以长得高一些。如同宿命童年毕竟是苦涩的，我们这些在磨难中长大的人，总是常常在不经意中打捞那些正在远去正在褪色的童年的残片，回忆久了，那童年好像从泥沼里趔趔趄趄的跋涉而来，有时竟也那么生动鲜活。

五分钱的电影票

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看电影，电影名字叫《闪闪红星》，票价五分。五分在当时可以买一包盐，或者可以买一包叫《经济》牌的香烟，或者可以买两根棒棒糖。班主任刘老师在对同学们动员时眉飞色舞充满革命的豪情。刘老师年方二十七八，个子不高，矮胖，一条长辫子常常在腰间晃来晃去，像荡秋千，让我们联想起课文里泸定桥上寒光闪闪的铁索。别看刘老师矮胖，可是在当时我们这个周口小镇却是名声响当当如雷贯耳，她是“联合指挥部”造反派总司令，爱穿一身草绿色军装，胸前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腰间扎着宽扣的军用皮带，英姿飒爽十分干练，最难忘是她的口才，与人争辩如同一挺机关枪不停地扫射，容不得敌手还击的机会。
眼看同学们都交齐了5分钱，我的心又委屈又难受，班长责怪我拖班上的后腿，我无地自容几乎是哭着腔调跑回了家。回家的时候看着母亲弯着腰几乎贴近地面，背着像小山一样高的麦草摇摇晃晃在田坎上走着，看到这一幕，我鼻子一酸差点流下泪来。家里那个时候年年补现金，父亲常年在外奔波，家里就靠母亲一人操持家务，又要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又要拉扯我们兄妹三人，那时候男人都叫全劳力，因为有半边天一说，女人只能算半个劳力，所以我家的工分算下来总是全队最低的，到了岁末年尾，我们家日子最难过。这样的窘况，我还好意思找母亲去要钱吗？
后来刘老师知道后，决定减免我的电影费，我到今天还感恩不尽。可是不巧，生产队分到我们家的母牛产崽了，我得带这对母子去吃青草。那天上午九点多，我远远地望见同学们唱着《学校雷锋好榜样》或者《东方红》一路向电影院走去，眼里噙满了泪水，第一次感到了委屈与伤心。当我看到《闪闪红星》的时候，已经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不再有童年的激情，甚至像刺猬一样蜷踞在我心灵某一个角落，让我有些倦怠。
忆苦思甜饭

没看上电影是小事算不了什么，那时我们的肚皮天天饿得咕咕响，一个个瘦如枯柴，却让母亲长吁短叹不停地用手背抹眼泪。尽管如此，艰难的日子我们还是得过下去。于是我们家开始了节衣缩食一天吃两顿。每天的早饭要等到上午九点半以后才开始做，而我们兄妹几个都是围在灶台边眼巴巴的盯着刚刚冒着热气的锅盖，待到一碗稀稀哗哗的包谷饭舀好的时候，我们都饿得肚皮贴到后脊梁，眼冒金星头昏眼花。中午我们是不吃的，要等到晚上九点过后才开始弄夜饭吃，要是在夏天全队的人都在大地坝歇凉，听幺爸拉起悠扬的二胡，再听他讲走南闯北的天下趣闻，因为幺爸曾经在东北当过兵，又加上他爱读《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岳飞传》、《七侠五义》等书籍，那时候我们总觉得幺爸太有学问了，而我们听着听着竟迷迷糊糊睡着了。要是在冬天，却是寒风呼啸冻馁难眠。
就这样我们在每天两顿饭夹缝的里艰难的生存着，可是随着农村阶级斗争一天天激烈化，又恰遇天干地旱年景不好，我们连每天两顿饭都不能保证了。于是大人们又想起来开源节流的妙招，那就是往锅里掺杂榆树叶，那味道又苦又涩，实在难以下喉，还有就是往锅里掺杂油菜叶叶，有时候叶子已经发黄了但还是照吃不误，口味弱的常常吃得翻江倒海呕吐的狼藉一片。
不久，我们村上开了一次忆苦思甜大会，大人们在忆苦思甜大会上宣泄着残忍和幸灾乐祸。故事的主角是一群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开会那天，地坝里站住黑压压的群众，高音喇叭开足了音量，震得地坝边那颗桉树嗡嗡颤抖，几个基干民兵身穿草绿色的军装气质轩昂威风凛然，特别是那几杆黝黑的步枪更是平添了十足的傲气，让人胆战心惊。
十几个地富反坏右分子都在地坝边一间茅草屋的墙壁边颤巍巍的站在，一个个灰头灰脑，面色苍白。我认识其中三个，一个是老中医黄开敏，六十多岁了，背微驼，白发，嘴角上有两戳山羊胡子，他不停的的搓着手背，咳着嗽。他是我们方圆几个村很有名的，几个月我打摆子还吃过他的中药，老医生分文未取，他咋就成了坏人了呢？另一个是本家的叔伯，我们村我们的姓是大房人家，据说这位本家叔伯解放前在南充当过水运警察，他爱下象棋，写得一手毛笔好字，他的脖子上挂着一个木牌，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反革命坏分子”，他的头总是低垂着，脖子上有麻绳子勒过的血迹。
还有一个最叫我记忆深刻，每当想起总有一股深深的歉意。她姓梅，嫁入黄家，大家都叫她黄梅氏。娘家是小贩人家，婆家可是我们这一带显赫的地主，家财万贯有良田千亩。十五岁时就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袭花轿抬入黄家，丈夫解放前夕随国民党军队溃退台湾，从此了无音讯，膝下养有一子，年方十九，年前出走，也没有了消息。
那天，地坝边架起了两口大锅，火烧得旺旺的，锅里热气滚滚，大人们不停的往锅里倒泛黄的油菜叶和山上采来的野菜。大人们每个人手里拿着个大土碗，群情激昂，攥紧着拳头高呼着口号：打到地富反坏右分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喝毕，基干民兵押着屋檐下那十几个“坏人”站在会场中央，一人端一个大钵盂，一个一个的在锅里舀忆苦思甜饭，然后站在高板凳上吃，那钵盂太重了，我看见他们的手抖得像发鸡爪风，那油菜叶和野菜的汤饭烫得他们嘴皮发红。他们唯唯若若害怕皮鞭无情的抽打在他们的身上。只有黄梅氏表情木然，头发乱蓬蓬的，基干民兵喊她吃她就是不吃，那个民兵连长气得一脸紫色，一脚踹去，黄梅氏就像断线的风筝摔倒在